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明确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这种变化，有其现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服务于政法工作的法学教育，同样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和调整。这一新的法学交叉学科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为模本，借助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知识，系统总结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围绕社会治理法学的研究对象、核心命题、基本范畴、制度演进、基本原则、性质地位、实施与评价等，构建源自实践、反哺实践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从教学制度到课程教材，都以苏联为蓝本，尤其是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法理论。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法教育 。（3）依法调停处理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政法工作的刀把子功能不断被唤醒。有人指出，政法院系毕业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从1950年代以来就比较薄弱，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都不够，有的只是学了一些苏联的法律课程，或者经典著作中涉及法学的知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
至此，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和表现形式，完全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轨道，民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权利，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全过程民主的哲学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从事物运动、发展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上述条款规定为全过程民主的有效运行和充分发挥自身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功能划定了基本的法律界限。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上述规定通过确立政治协商制度的宪法地位，肯定了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协商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采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确定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政体。
本文旨在通过全面和系统地分析全过程民主的民主特征和法律界限，从而为以全过程民主作为基本价值特征的人民民主发挥自身的最大限度的治理功能提供一种法理思考进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提供具体可操作的理论和实践抓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协会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参议会到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普遍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实现人民民主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中国共产党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个重要认识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上述论述对国体、政体与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都作了比较清晰的分析，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实践全过程民主的重要指南。
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不同的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的政策要求是提倡在基层治理的不同环节都要贯彻民主的要求，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加大基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力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其中，时间是计量过程的基本尺度。新华社至多只能称全国人大受权发布才符合宪法关于宪法修改的制度要求，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所发挥的协商作用只是人民民主决断机制的前提和条件，而不是人民民主中民主的一部分，协商与民主在行为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 。过程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
所谓全过程民主中的全过程强调的是作为民主的主体——人民必须在民主治理机制存在、发展的运动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自始至终地存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实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人民的在场是全过程民主的核心要义。在我国现行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下， 协商应当是伴随着人民民主全过程的， 不限于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所发挥的协商者作用， 也应当推及到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的主体领域。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各级国家机关在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来作出具体的履职行为，因此，依靠多数决作出的政治决断或者治理决策只适用于一部分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而绝大多数领域必须要遵循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决策制，例如，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军委主席负责制，等等。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序言中对过于激情化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序民主作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就是人民作为民主的主体，不能在脱离法治保障和忽视人权等价值的情形下随意行使民主权利。集中阶段需要重点强调协商精神，也就是说，即便是集中，也需要在基于民主结果难以作出有效决断的情形下，最大限度地采取协商机制，用协商来捍卫基于民主机制形成的结果或结论。
1998年，两会开幕的时间则进一步被固定在每年的3月3日和3月5日，此后再未改变。但是，如何保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仍然受到民主价值的支配而不沦为专制，必须要在集中时坚持协商原则。
例如，2018年3月11日，新华社两会受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法理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而根据宪法规定的修改宪法的程序，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虽然也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在法律上无权授权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检察院都由各级人大依法产生，并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
2021年10月13—14日举行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又首次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涵、制度要求和具体工作措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法学界在认真学习和研究全过程民主的理论特征和实践要求时，必须要准确把握全过程民主中全过程的时空特性，为民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最大限度的治理功效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方案。
1975年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但全国政协未能正常开会，因此，到1978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当年同步举行了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人大、政协的届数终于一致了。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在介绍古希腊的demokratia时，赋予了汉字民主以多数人统治人民的统治等意义。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是通过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的。
民主这种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也具有完整的产生、存在、发展到消失的运动形式，因此，对民主实现状况的判定不能仅仅凭借多数人决策的结果，还要结合多数人决策机制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制度条件以及保持多数人决策的结果所具有的稳定性、延续性来作出综合性价值判断。由此可见，全过程民主是民主治理机制人民性的基本价值要求。
因此，民主必须依赖于协商，但协商不等于民主。上述规定以根本法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本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正式建立了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制度和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全过程民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尺度。在法理上或者广义上可以使用协商民主这样的概念，但在制度上必须要服从人民民主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所具有的严格逻辑特征要求，不能简单采取捆绑式的认识方法来解读政治协商在实现人民民主中的作用机理，要尊重法律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1953年，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为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着重强调了民主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价值特征，即民主治理机制必须突出民主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民主必须以人民为中心。1951年10月，彭真同志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县长会议上首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建立协商民主在伴随全过程民主中的科学和有效的作用机制，恰如其分地整合协商民主与人民民主两者之间的合意能力，消除不必要的张力和耦合效应，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民主的治理功效。
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了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法律界限，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对如何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要求贯穿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机制的全过程提出了全面和系统的要求，也就是说，要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民主集中制必须要尊重民主的协商性，才能通过集中程序来有效地反映人民民主的成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人民民主必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有序运行。
